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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新声笔底春——类维顺水墨人物画赏析

文/静轩


画有民族性,虽因时代改变外貌,而精神不移。


——黄宾虹(1944年,与傅雷书)


近年来,接触和欣赏到著名中国水墨人物画家类维顺教授的一些作品,他的中国人物画创作在平淡中饱蕴着一种质朴、一种清新,他笔下的人物多是处于社会基层的各种职业和人生状态的市井群众。他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不仅活灵活现,而且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弥漫着较强的人性色彩。这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开拓出一条新的视野。


中国水墨人物画源于五代、两宋,其取材多是僧道仕女和社会底层人物的形像,这些题材易于发挥出中国绘画的笔墨特长,可以水墨淋漓地塑造出一批鲜活的古代人物形象。存在决定意识。画家类维顺笔下的水墨人物,继承了传统笔墨的精髓和表现神韵,以画家的人生经历来选择他笔下需要描摹和表述的对象,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类维顺自幼生长于长白山麓的松花江畔,白山松水的性灵从小就浸淫着画家的心灵,使他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白山松水,充满着不可遏止的激情,对那里生息劳作的人有着天生的亲缘感。他在大学时代就以勤画善画速写见长,因此他的水墨人物画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一种激情的状态。他塑造的一系列市井人物和贫民化的取材趋向,久之就形成了他自己水墨创作的语言模式,即表现他生活周边的、让他冲动和一往情深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这些底层人民的形象正是他艺术创作最基本的美学因子。艺术就是要表现艺术家熟悉的周边生活着的男人和女人们,这一艺术准则曾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最起码的底线。基于此,画家类维顺笔下的卖报人、磨刀人、晒太阳的老人,小商小贩等基本劳动人群,成了他作品的主人公。于是在画家笔下诞生了“街头系列”、“长者系列”、“女鞋匠系列”、“小贩系列”、“磨刀人系列”的水墨人物画作品。画中的主人公是现代生活中即将消逝又没有完全消逝的群体,这一特殊群体的形象选择,为中国人物画在形象表达上找到了载体,而不是一窝蜂地去画自己不熟悉的西藏或新疆人物。画家的这种选择为自己的美学定位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绘画语言的捷径,找到了艺术表达的真善美的源泉。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画家类维顺札根于生活的泥土,取材于平凡的人生琐事,表现出鲜活的有血肉的绘画形象,他为自己中国人物画创作寻找到了成功的基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间,中国人物画创作突破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衰微状态,在画家面向生活、面向大众和面向社会的观念指引下,一大批深入生活,反映社会人生的中国人物画的经典作品脱颖而出。也许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周昌谷、黄胄、叶浅予;六十年代的刘文西、方增先、姚有多、石鲁等,七十年代以后的周思聪等中国人物画家在创作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些画家成功的探索,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家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典。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批成功的中国画家笔下所塑造的形象,基本上是以农民和广大市民及少数民族群众为表现对象。这些画作的经典性在于,他们塑造的当代中国人的形象充满着浓重的民族色彩和强烈的中国精神。中国画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两大区域的文化特质和美学特征,南方绘画的温润和北方绘画的雄劲,两种风格共同构成了中国绘画的民族品格和艺术风范。


画家类维顺正是在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精神的滋养下,吸纳两种风格于自己的人物画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物画在笔墨上吸收了南方画派润朗,轻松的笔墨风格和北方苍莽,写实性的造型优长。这样他笔下塑造出的人物青年人壮实,女人坚韧,老人苍劲,在笔墨形象中注意润泽的墨气和通透的气局,画家在用线上酣畅、流动,承传了古代画家在人物塑造上瞬息间的微妙变化,在墨色中呈现出空灵和墨彩的绚烂。可以看出,画家笔下人物在用笔上的率真与痛块淋漓的感觉,并将外光吸入于不经意处,使他笔下的人物画在浓厚的传统笔墨下呈现出时代的灵光,传递出一种当代人的审美信息。


画家在用色上,可以说做到了惜色如金。他的这几组系列人物画创作,基本是以线为骨、以墨为色,在墨色中呈现出光彩照人的艺术效果,而每幅作品基本是两色,大面积的墨色和小面积的单色点染,承继了中国水墨画以少胜多的传统技巧,使他的水墨画完全有本所依,而不失其现代性。如表现卖糖葫芦的小贩《冷冬》,在形象上表现和塑造的是现代人的形象,穿羽绒服的造型就是时代性最好的表征,全画以墨线造型和滃染,然后用淡玫瑰红以没骨法画出串串糖葫芦,可谓是画龙点睛式的神来之笔。这样的水笔人物画不仅有传统的笔墨韵味,又不失现代人的生活气息。


画家在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构图上,基本突出主体人物形象,略加点缀些环境和道具。虽然有些画面环境氛围比较杂乱,但是利用黑白灰在墨色上的统一,仍然突出了主体形象的塑造。在类维顺大量的水墨人物画中,可以看到他塑造的人物形像基本以写生为主,笔下的人物动势生动、生活感强烈,如《卖报人》、《新春》、《夏日》、《阳光下》等等,这些作品体现了学院派画家的专长,而且作为中国当代水墨人物画的创作,不仅突破了意象感,而且也充满着坚实的写实因素。


从类维顺一系列中国人物画作品中,我们可以体悟到黄宾虹先生对中国画未来的理解和预言。1944年,黄宾虹先生致书著名美术评论系傅雷先生,他说:“画有民族性,虽因时代改变面貌,而精神不移。”我们可以从任伯年的清装人物,黄胄的新疆老人、周昌谷的西藏少女、周思聪的矿工系列等,来寻找时代面貌,那么类维顺笔下穿羽绒服的市井小民,他们随时代而改变着装束,而中国画的笔墨形象和中国精神则是千古不易的。


这样,我们还可以从类维顺的系列人物画作品中,捕捉和品味他笔下人物流溢出来的后现代因素。中国水墨人物画从任伯年,徐悲鸿、蒋兆和、周思聪 一以贯之,百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形式也一变再变,而不变的是中国绘画的笔墨因素和绘画形像神韵,长期以来由于画家的代代相袭和坚守,才保持了中国民族绘画的笔墨精神,这不仅构成了中国人的民族个性,也蕴含着中国人的美学精神。当中国社会进入小康,经济的飞速发展必然影响到观念形态的绘画转变。西方文化艺术的东渐,百年来不断推动着中国绘画的变革与发展,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当代画家们一代又一代地吸纳着科学的艺术方式。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精神。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绘画的现代化、多元化,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都直接影响到当代画家观念的更新和绘画语言的现代性,现代化不是一句空话,作为画家则应该体现在他们作品方面。很多画家为形成艺术个性在苦苦探求中不断寻找和改变自己绘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技巧,如江南画派把笔墨传统演绎得更加纯粹而更多的趋于意象化、符号化,而北方画派用大块笔墨构建新的人物视觉形象也渐成流风。其代表人物是南方的吴山明、刘国辉,北方的周思聪等。这样,不难看出中国人物画发展到当代,又应了黄宾虹先生的话:“画无中西之分,有笔有墨,纯任 自然,由形似进入神似,即西法之印象抽象。”中国画的现代化被黄宾虹先生一语中的,它不仅影响到当代,也影响到未来。


由此可见,处于新世纪、新时期的当代中国人物画家类维顺的作品,就是在这些动荡与碰撞的新生中,吸纳一代又一代画家成功的经验与丰硕的成果,使他的人物画创作,立足于当代、立足于传统、立足于生活,他们这一代画家所追求的不仅是精神的宏大,而且也追寻 质朴和丰厚的人生底蕴。从类维顺这一代中国人物画家中,可以看到中国水墨精神的光大,可以看到现实生活给画家注入充沛的活力,可以感受到他们绘画品质中充满着厚重的中国元素和时代精神。


(作者:吉林省书画院理论研究员)

2009年3月